药品集采运作转向?

日期:2015年6月2日 09:42

 

纵观全国,二次议价似乎渐成药品集采的明规。从现状来看,如何让二次议价发挥出令药品集采得以良性运作的效果,已经远比争议其存废与否更有意义。

 

◆ 本报记者:何丽敏

 

二次议价渐成明规

 

此前,湖北省卫计委出台的《湖北省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中,“允许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探索与药品企业进行议价采购,可直接参与和药企谈判,以明确采购的品种、规格、数量及价格等”的规定,让“二次议价”成为明规的意图不言而喻。不过,在2010年原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的通知》(64号文)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合同购销药品,不得进行‘二次议价’”的情况下,“违规”允许二次议价的并不只有湖北省。

 

据武汉哈瑞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传勇介绍,从全国范围来看,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省份都开始试点二次议价,或者提出“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采购在药品招标的参与度”的说法,如重庆和广东等挂牌交易都可以二次议价;山东、辽宁的朝阳、甘肃、上海闵行模式等都在进行药品集中采购的二次议价;河北省也在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要直接挂网,由县级公立医院通过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自行议价采购……鼓励县级公立医院联合议价采购直接挂网药品,切实降低药品价格。”

 

对于上述省市的做法,卢传勇坦言:“《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鼓励各地探索进一步降低基本药物价格的采购方式。而目前各地二次议价的实践表明,此方式不仅与新医改的目标相一致,而且对于招标中的难题的解决既是突破,也是完善。如今,坊间流传出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方案(意见稿)也体现出其对二次议价的放松态度。”

 

据了解,《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反复征求意见并透露出相关内容时,就有业内人士指出,“该指导意见中的部分规定似乎表示,卫计委不会公开提倡二次议价,但是允许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自行摸索经验。如果确实能降低药价,那么二次议价也未尝不可。”

 

可以肯定的是,二次议价属于市场规律下的必然行为,若强制禁止,恐怕只会造成价格扭曲,而这也是卢传勇强调“推开二次议价合乎市场规律”的原因。在他看来,禁止议价没有任何可行性,如果不实行政府统一采购,医疗机构也会主动寻求降低价格,包括自动组团,与药商要价,此举也是完全符合关于“鼓励跨省联合招标采购,保证药品质量安全,切实降低药品价格,有效遏制药品购销领域的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的政策要求。

 

“毕竟,在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国家医药分开未进入实质性时期的背景下,必然会导致购、采脱节,药价虚高的现象存在,医院实行零差率销售之后,药品收入、加价率收入减少,迫使医院必须与生产企业进行二次公关、二次议价。若是二次议价明折明扣、公开、公平、透明地竞争,也是可以探索性进行试点的。”不过,卢传勇也补充道,若是线下采购进行二次议价,肯定违反了国家现行法规政策。

 

强化全过程监管

 

事实上,关于二次议价的博弈与争论存在已久,恐怕早已令业内“累觉不爱”。而禁止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的原因,大多是为了维护省级招标采购的公信力、防止“劣药驱良药”以及防范在二次议价中可能出现的潜规则等。但现实是,能否有效排除潜规则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允许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如果缺乏制度层面的硬性约束,在二次议价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同样会在省级招标中出现,不同的仅是腐败区域发生了转移而已。

 

除此之外,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如果医疗机构对通过省级招标平台采购的药品进行二次议价,其结果无非是高于或低于后者价格。而出现二次议价的结果高于省级招标价格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且不被允许,但若不仅降低甚至大幅度压低了价格,那否定二次议价似乎显得不太合理。

 

“通过省级平台实行统一招标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那么,不得进行二次议价之规定,岂不是会产生为某些高价药‘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其实也没必要担心二次议价一旦放开或会使省级统一招标名存实亡,因为无论省统一招标还是二次议价,目的都是为了让患者用上安全、有效和价格相对低廉的药品,招标采购仅仅是手段而已,且两者并非冰炭不能同炉,完全可以为实现上述目的而相互兼容。如果以维护省统一招标的垄断地位为考量的唯一出发点,岂非削足适履,舍本逐末?”卢传勇认为,如果把二次议价纳入整个招标采购的顶层制度设计框架之内,那么把暗扣转为明扣,规避灰色地带并不难解决,关键在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项目中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如何得力。

 

针对此,他建议可以在二次议价前面设置多方面的前提条件:第一,如果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其议定价格必须低于省统一招标价,以此成为二次议价的准生证;第二,由二次议价产生的经济利益,医疗机构必须全部让渡给药品消费者,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措施,使该规定完全贯彻执行;第三,充分利用省招标工作所积累的资源并设立相应的门槛,以防止二次议价陷入“唯价格论”的怪圈和“劣药驱良药”现象的产生;第四,明令禁止医疗机构要求另外的返点、提成或价外索费、服务补偿等为违规行为,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第五,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应完善其监督措施,从省级平台建设技术上实现真正的带量采购、二次议价、集中支付,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化,从而有效进行药品集中采购的过程监管、让药品使用者、医院乃至全社会的老百姓参与到这个监督中来,以防止二次议价议出损害广大患者和药品企业正当利益的其它不良后果。

 

从完善药品集中采购的角度出发,如果能够让二次议价在制度框架内规范运作,让它发挥出弥补省级招标缺陷的作用,效果比封杀、遏制其发展,甚至产生与招标采购乃至整个医改目标南辕北辙的结果要更好。卢传勇直言道,其所认为的理想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状态,是充分发挥市场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让医院的药品自主使用权回归自然,取消和废止现行药品集中招标和二次议价的制度。而要实现此,则需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专家观察

实现带量采购需平台支持

 

在湖北的《办法》中,其允许二次议价的初衷在业内看来是为了解决“带量采购”执行不易的问题。就现行的药品集采购情况而言,令带量采购执行难的因素有:一、各地省级药品集中采购部门只管招,不管采;二、医疗机构作为药品集中采购使用的主体,又不管招,只管采,导致出现权责不清、采购不明等问题;三、生产企业作为投标者也很茫然,以什么价格投标、中标入围后有多大采购量、医院会否采购、何时回款等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问题,致使带量采购无法执行。此外,卫生行政部门能否全程监督其购销双方的量、价、货、款的执行,是否有措施与方法真正将医院与生产企业之间的药品购销信息透明化、公开化,也是带量采购能否执行的核心。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医疗机构积极参与招标投标,提供采购目录、采购的市场价格、采购的使用量,省级药品采购机构汇总医院用药需求,合理编制集中采购药品清单。另外,可以根据药品定价分类和质量要求确定每个竞价分组的药品采购数量,并向社会公布,在招标竞价前公开公示,然后厂家在竞价投标时候可以靶向竞标,这样做首先可以降低虚高的价格,通过价格竞争和价格谈判,“以数量换价格”,有效降低药费负担;其次,可以有效遏制药品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从机制上切断医疗机构与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再次,在药品配送方面,原则上由中标企业自行委托药品经营企业配送或直接配送,在资金支付方面,省级卫生计生和财政部门负责监督货款支付情况,严厉查处拖延付款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采购流程设计、技术平台的支撑也要得到重视,因为带量购销合同的实现是必须严格在网上执行,购销合同采购量的执行、货款支付都需要平台技术支持,并且要对购销双方进行绩效考核和黑名单或奖惩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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